德化的治道，其极就是法天。
阶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辨。[55]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132页。
[34]如所周知也颇有人把中国梦阐释为宪政梦，但面对当下国内外的特殊情势，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可谓务实，而这种务实实质上就是面临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形形色色问题的严峻态势所采取的平衡术，跟宪法有关跟宪政其实谈不上多少关系。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9]的我们所谓的‘世界还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等论断，都是相当精彩的。二、以儒家（包括法家、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社会化理想主义，即牺牲整个社会的意志以满足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为所欲为，全体国民的利益必须为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幸福所左右……这两种理想主义的共同特点，即共同的思维方式，都是‘奉天下而为一人。实际上，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一开始就以醒目地否定中国现代性成就为高姿态的，尽管他同时也高调宣称知识创造的首要性（以政治的知识论理解代替科学的知识论理解），并以也许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世界观为旨归。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9期） [1] 这一点，吴励生所著《思想中国》（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的全新的历史情势亟需全新的思想范式以重新定义中国题旨以及所涉及研究对象，便与此紧密相关，有兴趣者可参阅。无论德化、道化或物化，虽有偏有全，有正有邪，然皆有极深远之意义。自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历史，经济高速发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综合国力上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在不远的将来压倒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强国。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在价值观上已经逐渐接近，公认联合国各种宣言、决议所确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为普世的文明价值观——尽管不同的国家对其的理解和何为优先性上理解不同——但至今为止，世界的普遍秩序依然在理念形态，而缺乏超越国家主权的约束性建制。另一方面，从文明的角度而言，东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文明像欧亚大陆的结合部中东地区一样复杂：东亚的儒家文明、混合形态的日本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东南亚的小乘佛教文明，印尼、马来亚的伊斯兰教文明、韩国的基督教文明、菲律宾的天主教文明……各种轴心文明与国家利益相纠缠，同样潜伏着文明冲突的危险。而所谓文明，乃是指一套启蒙价值观以此相适应的制度化建制，即严复所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实力的大国，陷入了文明的迷茫之中。
在一片萧条之中，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引擎依然强劲有力，而且经历过二次大战的惨痛教训，德国将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明与德国自身的路德新教传统与近代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融合，既保持了新教的勤奋节俭和竞争精神，又有充分的国家福利保障，在二者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
正在崛起的太平洋共同体，乃是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共享这个世界的多神教的后轴心文明时代。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不是仅仅参与现存世界秩序，而一定是以中国的智慧重新定义世界历史，改变世界秩序的时刻。日本作为最早在东亚崛起的国家，既有现代化的持续动力，又保持了日本亚洲文明中的本土传统，近年来恢复正常化国家的冲动，将让日本在亚太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区域以儒教治国，在蒙藏民族那里尊奉喇嘛教。
法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莫兰指出：欧洲精神就在于它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说它是崇尚精神的欧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质的欧洲。……在公民权利与创业精神两个方面，美国所能提供的一切，都是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便成了欧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今天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欧洲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能力。
今天的中国，是否会重蹈13~14世纪蒙元帝国的覆辙？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征服者独有武功，唯缺文明。对世界主流文明，追随是没有出息的，反抗终将头破血流，唯有在顺应主流文明的基点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才是中国文明崛起的正道。
与欧洲相比较，美国建国的主流文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明历经两个多世纪，依然有其充沛的活力，远未走到尽头。到21世纪初，以中国的崛起为标志，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财富结构逐渐从欧洲转移向亚洲，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地区。
世界核心秩序从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转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尚未成为完全的现实。一个具有长久竞争力和统治力的帝国，实力与文明，缺一不可。这一多神论的双重政教体系使得清帝国维持了将近300年的统治，若非更高级、更强大的西方文明入侵，可以想象清帝国将会有更长的寿命。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文明之中形成一体的秩序？这个一体以一种什么样的建制得以实现？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可通约，需要有多神教的智慧，相互和谐。无论是处理人的精神信仰，还是建构政治共同体，中国文明有自己的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李零指出：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
从这点而言，美国的衰落尚且为之过早，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明的核心价值，再加上多元文化带来的竞争性活力，将使美国继续扮演世界文明帝国不可代替的头号角色。而文明则有着确定的价值内涵：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相应的制度建构，包括现代的法治、责任制政府等等。
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即将降临，它将改变过去几个世纪的大西洋文明的一神教历史，开始太平洋文明的多神教历史，而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精神，将存在于被现代文明所内化了的各大轴心文明的共享之中。富强是中性的、去价值的，从世界实践来看，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嫁接，产生不同的现代性制度类型。
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开始雄心勃勃，其古老的印度文明是否有助于让其从印度洋的地区大国，进一步发展为欧亚大陆板块中的全球大国，也有待于观察。而和谐的基础，乃是在各种文明之上，有近代启蒙的普世文明和普遍人权。
之所以如此，乃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歧性。超越民族国家的资本与权力体系，为帝国霸权的兴衰提供了物质和组织化条件。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国土、资源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文明内部一直有着再造帝国的原始冲动。在最早的轴心文明时代，欧亚大陆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只是区域性的文明，相互之间虽然有影响，但整个地球并没有形成密不可分的整体。
古代的世界由军事力决胜负，今天的世界则是经济力定乾坤。在全球化的资本和权力体系之中，以美元作为全球金融货币、科技的强大创造力和无可比拟的军事威慑力，美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继续保持其全球第一霸主的地位。
中国的返场，东方睡狮的苏醒，将重新定义并改变世界历史本身，那就是一个后轴心文明时代的降临。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上帝的绝对意志经过人文的洗礼，世俗化为普世的绝对价值，而这一普世的绝对价值在黑格尔那里被演绎为统一的世界精神。
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指出，16世纪之前的欧洲陷入黑死病的绝望之中，如果有人告诉你，欧洲将在未来主宰世界，一定会被认为是疯子的梦呓。至今为止，全球的文明话语权依然在西方手里，西方也继续显示出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如何从民族国家的思维回到文明大国的天下主义思维，如何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内化到为人类贡献的世界民族当中，如何从全球的世界工厂走向文明的思想工厂？在外在成就辉煌、综合国力崛起的今天，在内在的文明建构上，究竟是要当主流文明的追随者还是反抗者，抑或发展者？如果中国仅仅扮演主流文明追随者角色的话，即使学得再惟妙惟肖，即使从一个只知富强、不懂文明的偏科生进步为德艺双馨的模范生，那也不算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而只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一个伟大的世界民族，不是固守自家文明传统的民族，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大业融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各大洲都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活跃身影，涌入众多国家的中国热钱。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如潮水一般有涨有落，然而文明，却是长时段竞争的底蕴所在。
中国需要一种新天下主义精神，能够将全球优秀的文明遗产（包括自己的文明传统）都包容进来，一方面融入世界的普世文明，另一方面又保留中国文明的自身主体性。难怪北京一位学者如此感叹：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挨打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但至今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挨骂。
处于19世纪的黑格尔虽然认为世界精神已经落在普鲁士国家身上，但他也预感到20世纪的美国将接棒：美洲是明日的国土，未来的时代将在那里实现，世界历史也将会在美洲实现。当代德国的文明模式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各种异质元素，将是带领欧洲走出低谷、重新复兴的希望。
然而，真正的困境在于，世界的绝对精神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客观形态，世界精神之实现，最后总是落实在具体的国家，那些自以为担当了世界使命、能够拯救全人类的超级帝国。而历史上的中国文明，虽然以儒家为核心，但从来不是儒家独纲，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心灵秩序上是儒道佛三教并存，政治秩序则是霸王道杂之。